法显籍贯是山西平阳府，也就是今天的临汾市，这难道不是常识，不是一个无需争辩的事实吗？是的！然而在不同时段、不同地方、不同人的眼中却又未必。
所谓是者，我们尽可以查找国家最具权威的工具书《辞海》以做论据。明明白白，2000年及以后出版的《辞海》对“法显”这一词条的释义是：“法显（约337-422年），东晋僧人，旅行家、翻译家。本性龚，平阳郡（治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也就是说，按照现行版《辞海》的解释，法显籍贯在山西临汾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同是《辞海》，如果你翻开 1980年出版的那一册，它对“法显”这一词条的释义却是：“法显（约337-422年）东晋僧人，旅行家、翻译家。本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县）人。”
或多或少，您有点儿吃惊吧？其实这很正常。知错必改，正是国家权威学术机构之所以权威的根本所在。然而，同样的辞海，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解释呢？
问题出在《高僧传》，书中写道：“释法显，本姓龚，平阳武阳人。”这个意思一般人们会怎么理解呢？首先，你会想到平阳定指平阳府，那么。这个武阳就应该是平阳府治下的一个县或乡或村。然而，在绝大多数人们的记忆中，平阳府境内并无武阳县，也无武阳乡、武阳村。而同在山西省内距离平阳府很有一段距离的襄垣县内却有一处叫做五阳（非武阳）的村子。问题来了，在平阳府境内找不到武阳的情况下，有人就推断，是否这个五阳村在历史的某个时期曾经短暂划归过平阳府，而武阳与五阳也仅仅是同音别字呢？更何况，五阳村的附近可是确有一个龚家庄的。再加上日本学者足立喜六的“考察”和国内一些“学者”的推断，法显的出生地也就有了另外一种说法。然而，依据常理，人们会反问：且不说襄垣县，就算襄垣县以西的几个县——沁县、沁源、屯留，又有哪个在什么时候曾经划归过平阳府治呢？没有！历史的记忆里，毫无痕迹。总不能说偏偏五阳这个村子曾经以“飞地”的形式编制在平阳府下一个时期吧？但是，人们也很清楚，只要你找不到无可辩驳的证据，这种名人籍贯的争论就永远不会停息。个中原因，不言自明。好在，平阳府内曾经有个“武阳”的证据我们还真的找到了。
中华书局出版之宋代欧阳修、宋祁所撰《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三》绛州条下，列出了绛州境内共有33个军府之名。其中第三十二个军府正是“武阳”。我们知道，唐代实行“府兵制”，而这个“府兵制”始于西魏，其主要特点就是“兵农合一”，平时为农，农闲练兵，战时集中起来就是成建制的军队。这个制度沿袭下去，到唐太宗贞观年间达到鼎盛，又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废止。而《高僧传》的作者南朝高僧释慧皎所处的那个年代，正是府兵制盛行之时，所以，其在《高僧传》中以武阳这个军府的名称来指法显的出生地那就再正常不过了。在这样的铁证面前，再说法显籍贯另有它乡，显然有点而说不过去了吧，所以，《辞海》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所以，新版的山西省中小学教材《探究山西》七年级第九课也明确指出：“法显，山西平阳（今临汾市）人。”这也意味着，从官方的观点上看，法显籍贯应该不再存疑了。一个曾经的学术“悬疑”就此解决。
历史名人是一种文化资源，尤其在大家都想方设法提升各地文化旅游资源，借以由此促进经济生态建设的今天，但凡有一点可能，尽量多争取一些可用资源无可厚非。正如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姚阿林先生在其《法显评传》一书中所说：名人之争其实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历史上襄阳和南阳就曾为诸葛亮的出生地争论不休。清朝人顾家恒任南阳知府时经调查后写了一副对联，悬挂在南阳大殿前：“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
这种良好的心态，阔达的心胸，应该很值得我们仿效。虽然在学术问题上我们应该锱铢必较，来不得半点含糊，但是就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山西文旅产业这一大的前提来看，法显是山西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有这一点，也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