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五金行业的历史比较久，早在1831年(清道光十一年)就有了铁炉业，主要生产刀、剑、农具和人民生活所用的菜刀、斧头、剪子等，以产销合一的方式经营。1880年(清光绪六年)城内已有6户铁炉业和5户摊床贩卖业。1894年(清光绪十年)，出现了专门从事运销的营铁业，随之摊床和五金座商也相应增多。当时较大的业户有广合源、德顺成等7家。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与美、日签定了《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和《中日通商航海续约》，在沈阳(当时称奉天)开辟了商埠地，到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沈阳的民族资本五金座商在外国经济势力排挤下仅剩5户，五金推床也仅有10个了。
民国初期，沈阳虽内受军阀混战影响，外遭以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掠夺，币制混乱，市场受外货排挤，工业停滞不前，手工业生产勉强维持，但由于郊区农业生产需要的增长，五金行业得到了一定发展。1917年起，张作霖在沈阳先后兴建了兵工厂、电灯厂、迫击炮厂、飞机场等，加上兴修公路和农村的需要量增多，促使五金行业不断发展，经营品种由土产五金和碎铜乱铁转向进口元钉、螺丝、合页、插销、锁头、锉刀、钻头、锯条、铁板、铁丝以及有色金属等，还经营水暖器材、仪器、橡胶制品、农业机具等各类商品;经营形式也由五金摊床和兼营的京货庄演变为专业的五金行。
1929年，沈阳城内有大小五金行和铁业144户，资金为51万银元，从业人员为一千四百多人。对于沈阳这个有潜力的五金机械建筑器材市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早已虎视眈眈。最初，他们在沈阳设立办事处和推销处，以后则采取设洋行的办法进行经济侵略。1930年，在沈阳的83家外商(不包括日商)中，经营五金机械的就有26家，其中德国15家、美国2家、英国4家，其他国家5家。由于他们经济充沛，物资雄厚，垄断了沈阳市场，加上外币充斥市场，奉票贬值，迫使刚刚“兴盛”的民族五金行业只能采取赊销方式经营维持生计，近150家的销售量只占市场销售比重的20％。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的政治、经济、文化均被日本侵略者操纵，断绝了关内商品来源，控制了各国(德、英、美、法等国)商品输入，日货占领了沈阳市场。那时的五金行只经营日产的五金、木瓦工具、农业机具、水暖器材等等。
日商经营范围趋向专业化，也影响了沈阳民族五金行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专业商号逐渐增多。到1939年，沈阳由中国人办的五金行就有了255户，从业人员达二千余人，资本增到125万银元。不久，日本积极推行“经济统治”政策，下达了“钢铁类统制法”，将全市五金行经营的“统治物资”都归属到指定的专卖机关或会社进行“一元化”管理。
1940年，又实行了物价统制。1941年，公布了“7.25物价停止令”。大五金类商品被强行收购，商号纷纷倒闭，有些小户转向经营碎铜乱铁，还只能暗中交易。1944年，日帝因战争需要，下令回收金属，将各商号库存商品全部收空。至此，五金行业的商号已寥寥无几，幸存的只能冒险从事地下交易，形成了有行无市的“影子市场”。中国商人偶然不慎被日伪当局查获，便以经济罪犯名义拘禁治罪。沈阳的五金市场此时已被黑市所代替。
抗日战争胜利后，沈阳城内秩序混乱，商铺关门，工厂停工。接收沈阳后，要害经济部门被官僚资本家和军政要员垄断着，工商业面临着严重危机。但由于日伪统治时积存的大批物资投入市场，一时外国货又非常盛行，使沈阳市场出现了虚假的繁荣景象。五金行一度猛增到五百余户，绝大部分商号是无正式经营许可的临时业户。
1947年，在内战中节节失利，市场萧条，工商业停顿，废业户增多，商民多在饥饿线上挣扎，全面陷于崩溃的境地。在此状态下，五金业之商品坊发展毫无销路，大部分业者将存有的商品廉价抛售，换取粮食糊口，不少商号倒闭，另谋生计。五金行的商号也不见几家了。
